中國《科學》雜志封面，第一卷第一期，1915年出版。上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書印和吳弱男捐贈的。攝于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來源：commons.wikimedia.org

撰文 | 江才?。ㄅ_灣著名傳記作家）

1996年我在中研院第四屆科學史研討會發表《科學之后？超越近代科學危機的再創造》論文，可說是個人關注科學與文化，特別是關注科學對我人文化啟蒙意義問題的起始，爾后對之省思探究，縈繞在心，至今二十三載（編者注：原文書于2019年，故此處為二十三載）。

二十三年前之所以會發表如此一篇大膽，事實頗有新意的論文，有其主客觀因素；個人早年的誤入數學，卻只得“數海無涯，回頭是岸”，自省覺悟實與我人文化對科學過于執迷的大氛圍有關；論文發表當時，我在報紙的科學報導評述工作十八年，投入七年撰寫的吳健雄傳已經完成，對于科學在文化中，特別是在不同文化中的意義與評價，自有一番體悟。

客觀因素則是當時冷戰方歇，二戰后半個世紀科學與國家軍經需求密切相關之局丕變，冷戰時趾高氣昂的科學家，開始受到科學文化研究者的挑戰，質疑他們所謂科學客觀性的真實意義，那年發生在美國，后來也延燒至歐陸的一場“科學戰爭”，正是其代表。

“科學戰爭”固然引起紛爭，給科學帶來一些危機意識，但畢竟是在相對封閉的學術黌宮，對社會沖擊有限，實際帶來更大沖擊的，是一本《科學之終結》的出版，而撰寫《科學之終結》的，居然是美國最具代表性通俗科學雜志《科學美國人》的資深撰述霍根（John Horgan)，《科學之終結》出版當時便引起相當大的社會關注，英文版暢銷，還有包括中文版的多種譯本。

霍根之所以會由引介科學知識和科學文化的工作，覺悟出科學的局限與困境，我很能體會，因為我們在將科學知識轉介給社會大眾，都敏然于近代科學研究者所面對的，其實是對于科學既好奇也疏離的人眾，然而大多數這些科學研究者的科學訓練，只是拚命鉆研于龐鉅的科學知識，一旦入得研究之門，就一頭栽入特別專門領域，他們受到近代學術體制的保護，來往接觸多是同樣思維的次領域同仁，學術體制鼓勵競爭發表的機制，讓他們對于科學本質的困境，既無需省思，也沒有興趣，有時面對一些質疑與挑戰，甚至是嗤之以鼻。

霍根雖然寫了《科學之終結》，并沒有說由十七世紀以降的近代科學，就要壽終正寢，他之所以會寫這樣一本書，主要因為他接觸認知愈多科學內涵，就愈發覺得科學終要面對的根本問題所在?；舾鐨q修習比較文學，但是相對于比較文學的各說各話，莫衷一是，他原本認為科學有著清楚而實際的面貌，科學家面對問題，能建立共識，提出解決辦法，是文學評論家、哲學家和歷史學家都辦不到的。沒想到他先修習科學，后在美國最富盛名的通俗科學雜志《科學美國人》成為著名的資深撰述，工作十年之后卻發現，科學過去面對一些比較簡近的問題，雖說相當成功，但是當前面對著一些大哉之問難題，許多理論發展，顯現出的卻是玄奧虛緲、自說自話的面貌，一如他當年研究的比較文學。

霍根《科學之終結》的十個篇章，是他深入接觸不同領域多位頂尖科學家和科學相關專家所得，由這些科學探究者的觀點，他描摹出科學是如何由過去的成功面貌，走向一個玄思迷想的困境；他書寫的范疇由科學本質到科學哲學的黃昏，物理科學到宇宙學，演化生物學和社會科學以及神經科學的認知意識難局，探索混沌復雜現象的出路難尋，到科學面對未來的無力，智慧機器創出的科學神學?；舾某晒?，在于他所書寫的每一個科學思維困境，都是以他和那些思維建構者的生動對話為腳本，讓人清楚看到人類所有的思維，無論是否“科學”，都是多么主觀意識下的產物。

我很能欣賞也領會霍根寫書的思考，那是身在“科學此山中，云深不知處”的科學中人難以領會的。我個人對科學反思的《驀然回首》雖說尚未寫成，過去二十三年，確寫了許多文章，討論科學與文化啟蒙問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五四”七十九周年在《聯合副刊》發表的〈迎接一個后科學時代的宇宙新思維〉以及十年前“五四”九十周年也在《聯副》發表的《為什么啟蒙？》。

《迎接一個后科學時代的宇宙新思維》是以中研院科學史研討會的《科學之后？》論文為張本，討論在科學文化思想范疇中，早有梁漱溟、湯用彤和陳寅恪以及史賓格勒、湯恩比和胡塞爾等東西方思想代表人物，對科學本質提出批判與質疑，彰顯科學所謂客觀性的受到挑戰，然而近代科學的實征致用，卻依然造就出影響深遠工業革命的致用性發展，但就科學哲思層面觀之，就算公認二十世紀物理科學最輝煌成就的量子力學，也是瑜不掩瑕，難謂完備，1961年三十九歲的新科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在麻省理工學院百年校慶座談發表《物理學的未來》，便直指當時量子理論建構認知的危機，以及人類認知能力的困境，可說是由物理理論呼應了胡塞爾的現象客觀性質疑。

文章后半由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近代紀元的終結》，探討科學所造就近代紀元的面臨困局，然后以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主席布朗呼應哈維爾觀點，批判美國科學界饜求經費、忽視社會需求的本位心態，加上曾任卡特總統國安顧問布里辛斯基對于科學技術帶來的人類欲望放任心態，在在都顯現出，自牛頓以降三百多年的近代科學，由理念到實用層面所面臨的巨大危機，文章結語呼應文章主題，提出迎接“后科學時代”的觀點。

十年前的《為什么啟蒙？》長文，直指九十年前由北京趙家樓胡同引發的五四運動，因背后出于十九世紀清季以降民族屈辱的心理，致作為“賽先生”的科學，在我人社會便成為既可“救亡”，又能“啟蒙”的思想典范，對比萌生近代科學的英國，科學因受到強大人文傳統挑戰，反能得其文化深度，反襯出科學在我人社會文化中的一種教條面貌。而被我人無限上綱的所謂科學實證價值，其實也只是在有限條件下的自圓其說，因此這樣一個因“簡近因果”而能“實征致用”的科學，是否就是人類面對宇宙生命現象的最終極思維？而對于因受過往歐西強權殖民文化擴張影響，不自覺落入思想殖民的我人文化來說，五四所認定的所謂科學就是啟蒙，自是大有不足，因此面對五四的一百周年，我們應如何評價科學，更當是文化思維上最值得關注深思的頭等大事，此由個人的《一個翻譯，顛覆了我們整個文化傳統價值》專文指陳，對儒家哲思與法哲柏格森直觀哲思頗有深研的張君勱，撰文討論中國現代化與儒學復興的清末民初思想代表人物梁啟超，在五四之后的一場“科學玄學論戰”，居然被高舉“拿證據來”的地質專家丁文江斥為玄學鬼，可見出一斑。

當然，如果光看當前的社會文化景象，或會有一種科學技術無限勃發的印象；時不時我們總會聽到科學家大談物質與宇宙現象的新發現，雖說引人入勝，卻是玄奧難喻，前不久所謂黑洞的照片，正是最好的一個例子。在技術發展層面，利用科學知識的實征致用之效，加上以滿足人性需求為目標的產業競爭之推波助瀾，光以人工智能的發展愿景觀之，似乎那就將是人人殷殷寄望的一個美麗新世界。

然而在本質層面，人生中有深刻意義之事，由生命現象到整體巨觀世界，多是復雜多因的，在局限條件下，以“簡近因果”思維建構起來的所謂科學“實證知識”，常時也是“短多長空”。此在個人另篇專文《我們是怎么迷信起科學的》中有一段文字：

那么此一以“簡近因果”、“實征致用”為核心的近代科學思維，又有何困境呢？簡單來說，科學簡近實用的特性，面對線性簡明問題，容易知其因果，致其解答，得其利用，然而面對復雜多因問題，則常顯現其“只見表征，未識癥結”的盲點，此由科學知識內涵之探討，到科學知識之運用，不一而足，明顯之例，由以化約線性思維面對復雜生命現象的“治標害本”，到近來宇宙物質探索的迷于虛玄推論，演成知識危機，也多有反思。

我們可以二十世紀至今物理科學上公認有最深遠影響楊振寧的看法作為標志評論。2015年楊振寧在新加坡的“楊-密爾斯規范理論六十年研討會”發表《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主題演講，對1961年他在麻省理工學院百周年校慶座談會的物理視野重新檢討，再次顯現了他對物理科學的審慎透思。

楊振寧當年在座談會上的審慎思慮，曾遭到最后發言的著名物理學家費曼的反對，認為楊振寧過于保守與悲觀，費曼甚至以過往一百年物理科學的躍進，認為所謂的物理最終答案，或許很快就會出現。楊振寧稱贊費曼是有了不起直觀的物理學家，但他在《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中卻問道，費曼所說的最終答案到底是什么？楊振寧也問，1988年去世的費曼最后是否依然有那樣樂觀的看法。

在《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中，楊振寧列舉過去五十年理論物理的一些成就，但是就物質結構更深刻了解來說，楊振寧卻十分保留，認為成就有限。楊振寧對于理論物理的審思或悲觀，與當年愛因斯坦對量子力學的質疑，可說是先后輝映，他后來接受我訪問時說，他的觀點是從儒家傳統“吾日三省吾身”教訓下引導出來的一種世界觀，而費曼則是美國文化的世界觀。我認為，楊振寧的這個《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報告，未來將會是物理科學歷史中的重要經典文獻。

除了物理科學，在面對生命現象的生醫基礎研究，光看最具代表性頂尖的科學期刊《自然》雜志可知，當前生醫基礎的臨床前研究，因出現許多實驗結果無法重復再現問題，已被稱之為“形上科學”，而這些臨床前研究結果，事實都是未來生物制藥或醫學治療所根據的知識源頭，影響不可謂不大。英國《經濟學人》雜志在“科學是如何出錯”封面專題文章中指出，美國加州的世界大制藥公司安進（Amgen），曾經對53項具指標性的癌癥研究進行查核，發現低到只有6項可以重復，質疑科學標榜所謂“信任但是查核”良性機制的價值。

因此合理要問的問題就是，在以科學知識似乎解決了百年前“救亡”問題的當下，繼續以“科學”作為思想文化“啟蒙”的困境何在？

長久以來，無限上綱以“科學”作為思想文化“啟蒙”之弊，乃是造成我人“欣羨西學，貶抑傳統”的歷史大氛圍，其實成就歐西文明強勢地位，非因其有所謂科學之理性思維，近悅遠來，實因其倚恃近代科學而來之堅船利炮，是威嚇暴力而得，然我人知識中人嘗謂，歐西文明之盛，實因其人愿窮究抽象之理，不似我人的過于講究實際，其實近代科學如非因其強大致用之效，則無論邏輯推理如何嚴謹，恐只會是經院課堂里的議論辯詰，不會成為影響深遠的主流知識。

在“科學”此一日文譯名引進之前，我人傳統面對宇宙思維，原有出于《大學》三綱領八條目起始的“格致”，“格致”的萬物觀照，加上“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形塑出我人文化的天人一體、物我同源襟懷，不正是面對宇宙思維的一種倫理與人文觀照，不正是近時科學體制所大談的科學倫理與社會責任？為使我人超脫對“科學”的符咒般迷思，我曾經在《由科學回歸格致》文章中，倡議文化的復古更新。

在科學歷史研究中有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李約瑟難題”所提近代科學為何沒能萌生于中國的大哉之問，曾經是許多人的心頭懸念，也嘗試回答。我人文化的沒有近代科學，確實曾是吾人的失敗，面對科學強權而來之挫敗屈辱，造出的是對于自我傳統信心的喪失，然而面對近代科學當前的危機四伏，卻未必就是吾人的不幸。我曾以四句話，“合乎科學的也許好，也許不好，不合乎科學的未必不好，也許更好”，總結情狀而出“科學”迷思。

李約瑟（圖源：commons.wikimedia.org）

匈牙利裔大物理學家威格勒曾在他著名的《科學的局限》專文中說，“科學最為特出的一點，是科學的年輕?！币杂钪骈L河、地球存在以及人類歷史尺度衡量，牛頓算起近代科學的三百多年，直如千古一瞬，我們不禁要問，難道這就是人類面對宇宙最后的一種思維。

多年來一向佩服大歷史學家黃仁宇對于中國歷史的詮釋境界，他相信自己的結論，比許多只去過中國“觀光”的美國的中國歷史學家更有根據，他曾說，“我的美國中國史同行的論文，只是帶著注釋的翻譯?！?/span>

我想，這同樣可以是對我人文化中學術知識界價值觀的一個批判。

我總是借用清代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幾句話：“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來看科學。我很欣賞老子說的，“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span>

也特別喜歡莊子所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這正是“敬天畏神、和諧自處”，讓吾人超越近代科學，創生一個有自我文化特色新宇宙觀的思想倚恃所在。

注：本文原刊臺灣《聯合報》副刊，“賽先生”經授權轉載。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