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諾獎得主的危機意識：什么樣的環境能讓年輕科學家大展身手？
撰文 | 野依良治
編輯 | JST客觀日本編輯部
國立大學的作用
野依良治。圖源：客觀日本
如果把以科技立國為基本國策的日本比作是在洶涌波濤中行駛的航船，我希望研究開發戰略中心（CRDS）能夠成為這艘巨輪的領航者。然而，無論是外海還是近海都在這個變革的時代驚濤迭起，其航行的風險遠遠大于人們的預期。
地球環境的惡化、多國出現逆全球化的跡象，大眾化政治讓國際合作舉步維艱、世界經濟前景愈發不明朗、各地頻繁發生戰亂和恐怖襲擊等等，告訴我們正在經歷著一個秩序缺失的動蕩時代。
“日本號”巨輪無法承擔選錯航線的代價，同時更不能忽視其動力不足——科技創新成果不足而帶來的問題。日本除了再換裝上一部最先端的動力引擎之外別無選擇。所謂的等待新的出航時機而選擇觀望，或者僅是在風平浪靜的內海航行來尋求安慰是敗北主義的體現，只不過是在浪費時間而已。
二戰結束時我剛剛上小學，1957年前蘇聯發射全球第一顆人造衛星，宣告科技時代的到來，這一年我剛好升入了大學。彼時日本還是東亞的一個不起眼的邊遠島國，教育研究環境十分艱苦，我在開展科學研究的時候完全沒想過與世界發達國家去競爭。但是后來，未曾想日本的經濟奇跡般實現復蘇和增長，同時科技界的實力也迅速增強，到1990年代，日本已經成為全球屈指可數的強國。然而，日本的科技在本世紀初走到了頂峰，隨后后開始出現明顯的衰退跡象，其前景令人堪憂。如今的日本正在十字路口徘徊。
科技研究從最初的國內活動逐漸走向國際化，現在正處于全球化的浪潮中。近來日本的存在感下降，除了科技投資額減少的原因外，還要歸咎于無法適應時代的落后制度。我所認識的政府官員們都非常有能力。那么日本的行政體制是否合理？政策是否取得了成績了呢？我認識的學者們都智慧過人。那么日本的大學在國內外是否得到了高度評價？不得不說，所有問題的癥結都在因循守舊的制度上。
要想提高教育研究的質量，需要采取切實可行的基本方針，必須“戰略性縮減”功能不健全的組織，同時將重點資源投放在增長型領域。我希望日本的政治與行政能夠堅決徹底地推動改革，使教育研究從封閉的另類狀態切換到開放的世界標準上來。這個改革的關鍵在于轉換學術界的意識。當前的學術界過于保守，且缺乏危機感。我所尊敬的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和田昭允對我講過寺田寅彥（日本著名物理學家）的一句話：“無論任何時代，阻礙科學進步的因素并非來自缺少知識的外行人，而是來自科學家自身對科學的使命和本質認識不足。因此我輩當深刻反省才能進步”。我也時刻用這句話來告誡自己。
我深知自己才疏學淺，經驗不足，有感于懷而記之。此非過時之戲言，望與有識之士共議共勉。
大學是“文化的載體”，這個定位想必今后也不會改變。如今，大學還被賦予了“文明的領航者”的使命。但是十分遺憾的是，日本的教育與研究很難讓日本國民體會到這一點。
目前，日本的國債超過1,000萬億日元（約65萬億人民幣），政府財政狀況已然非常嚴峻。盡管如此，日本政府依然向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發投入了巨額的公共支出，這也說明政府對大學和公共研究機構依然充滿著期待。以2016年為例，日本政府的一般財政收入有35％之多來自國債。盡管如此，國立大學運營費補貼和科研經費也僅僅是維持了與上財年相同的水平。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啟動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設定了五年內實現研究開發總經費達到26萬億日元的目標，該目標已創歷史新高。然而，消費稅增稅計劃被延期，明年以后的財政收入要從何而來呢？加之英國脫歐，這對包括日本在內的世界經濟產生重大影響?？紤]到國內外的多種不確定因素，教育研究擺脫對國家財政經費的過度依賴已經不可避免。
日本《憲法》第23條本來就規定學術界要秉承“自立”和“自律”的宗旨，國家行政對大學運營的干預應該控制在最小限度。獨立自治的學術界的服務對象是社會，在這里“社會”并不等同于“國家”。因此學術界必須摒棄傳統的對國有、國營的體制的依賴，必須要創建新的研究教育體系，以適應不斷變化的時代，同時憑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培養積極向上的人才。希望日本學術界能夠開展世界一流水平的教育，并取得卓越的研究成果，并在“Society 5.0”的口號下為實現超智能社會貢獻力量。
2015年，日本中央政府將國立大學法人劃分為3種類型【注1】并實施了國立研究開發法人制度，希望通過這些制度改革將促進中央權限的下放。我希望這能使那些規模較小的第一類國立大學能夠把目光轉向外面的世界，通過靈活的合作方式創造出輝煌。究竟這樣的改革能否強化國家競爭力的源泉——人才培養與科研成果的創造呢？如若不能，日本公共教育研究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將不容樂觀。
國立大學和國立研究開發法人中的“國立”二字是被國家和國民所賦予的特殊榮譽。這些機構是國家競爭力的源泉，其價值應該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它們使命不僅僅是服務于國家利益，還在于為實現人類共同的利益發揮作用。在英國并沒有“國立（National）”的說法，相應的是“皇家（Royal）”的稱謂，但是這并不代表這些機構一定要從皇室或者國家拿財政撥款。換句話說，“國立大學”只是象征性的稱謂，并不意味著是國家要包管到底的“國營大學”。以前，“日本國有鐵道公司（國鐵）”創立之初，為日本的國家建設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國鐵卻走向了衰落。日本是世界上最早擁有高速鐵路（新干線）的國家，并且在這一領域一直保持著最高水平的技術積累，但是過時的經營制度卻無法跟上新時代提出的新要求。對既得利益者的保護，都會欠下一筆難以償還的債務。
時代變了。阻礙現代教育研究的發展的障礙是什么呢？在這個時代，很難有哪個國家可以謀得獨善其身式的發展，每個國家都需要整合與運用好國內外的資源才能有好的發展。但是，為何行政總是鐘情于舊時的“國營”思維，從而對獲取和利用外部資源采取消極的態度呢？為何已經獲得了獨立法人資格的國立大學依然事事找政府，擺脫不了“國家依賴癥”？我衷心希望國立大學不要重蹈國鐵的覆轍。
2015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大村智博士曾指出 “科研經營”的重要性，那番話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腦際。大村博士憑借自己所從事的微生物化學研究，不僅推動了科學的發展，也為人類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于我看來，他重建了北里研究所的財務結構也是意義非凡。
大村博士雖是大學里的科研人員，卻很少獲得來自文部（科學）省的縱向科研經費的資助。即便如此，他依然受到了國內外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在不斷踐行著自己的科研哲學。大村性格溫厚，談吐隨和，但談及日本的行政和國立大學的管理體制時，態度會驟然變得異常嚴厲。他從自身經驗出發，指出大學科研人員如果要肩負校長的重任，就不能只用業余時間去換得經營知識的一知半解，而是必須全力學習社會方方面面的知識，否則普通的大學研究人員很難肩負起組織經營的重擔。
人們對于日本教育科研低迷不振的探討已有時日。大學的教員與科研人員都在勤奮工作，但我們卻很難說日本取得了相應的成果。這是否又與日本經濟的最大問題——勞動生產率低下歸因同處呢？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在G7國家中排名最低，每個從業人員所產生的附加價值僅為美國的7成，其原因并不在于從業人員本身的能力，更多的在于經濟界各個企業的經營管理體制問題。
經營大學的根本目的不是營利，而是履行大學的社會責任。經營方式如果不能順應時代的要求，大學自然就無法存續下去。我認為，首先將掌管大學經營權的理事長職能與負責教務科研工作的校長職能分離是十分必要的。日本有很多出色的教育家與科學家，很遺憾的是少有具有領導能力的人物。同時，日本大學又普遍存在著財務結構脆弱，國際化機能不全的問題。此前，文部科學省根據職能的不同，對日本的國立大學進行了三大分類。在大學的經營策略與經驗方面，這給各類大學的管理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誠然，這些要求也將遠遠超過當前的教育科研人員的統籌管理能力，尤其是研究生院的經營將面臨著整合各類社會需求的要求。
大學校長作為經營管理者要了解組織的經營基礎和情況，同時作為教育與科研的統籌者還要逐步落實大學的理念，使其具有一貫性。一般來講，在大學的經營方面日本的私立大學要比國立大學做得好。在中國，大學的經營管理權在黨組書記的管轄之下，校長可以專心管理教育與科研。至少在自然科學領域，這種職能分離的做法更符合實際要求，并且推動了中國大學的長足發展。
我認為校長應該采用外部聘任制度。通過廣泛調研與選拔來任命最佳人選。如果只圖一時省事，僅通過校內選舉或者是類似的方法來決定一所大學的掌門人，其結果無外乎是從世界的行列中落伍。但是，日本的現狀卻是大多數校長均由校內選舉產生，根本無法期待日本大學里能建立起放眼海內外選拔最佳校長人選的制度了。
再看一看海外，那里正在就大學校長進行著激烈的跨越國境的人才爭奪戰。雖然國家的不同，在選用國外人才方面有一定的國別條件限制，但是這種人才的交流已經不僅僅限于文化相近的美英之間，很多國家的國立大學也都有了聘用外國人做校長的實例。例如，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TU）的校長是瑞典人，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國王科技大學（KAUST）的第一任校長來自新加坡國立大學，后來還從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聘請校長并領導大學實現了發展。
日本的校長們雖然都很有智慧，但受限于各種條條框框，其行事風格偏于內向、保守謹慎，缺乏迅速的決斷能力。他們還需要更寬廣的視野和更豐富的經驗。在中國，重點大學的校長以及中國科學院旗下的研究所所長約70％有過海外經歷，而且年齡大多為四五十歲，非常富有活力。以此來反觀日本，日本也需要盡快培養專職的校長候選人，至少可以先促進國內校長人才的流動性，從全國范圍內選拔最佳校長人選。
要保障研究生的生活權不被“黑心企業”剝奪
在這個以科學技術為社會核心的知識資本時代，培養年輕的創造性人才是維系一國綜合國力的根本。日本的教育制度為6-3-3-4-X制（小-初-高-大學本科-研究生院），增強研究生院的教育水平是科技立國成敗的關鍵。正如小學要與初高中獨立開來一樣，研究生院也并不是大學本科教育的附屬。雖然研究生院與本科教育有著種種聯系，但需要明確的是研究生院是一個獨立的教育研究主體。研究生院發揮著將6-3-3-4制教育與多樣的且充滿活力的現實社會連接起來的重要作用。設置本科的目的主要是提供通識教育以及文學、法學、經濟學、理學、工學、農學、藥學、醫學等各個領域的基礎教育，研究生院的教育科研需要與本科獨立開來，開展領域融合型教育研究。
研究生院應該根據全球的學術和科技動向開展深入的研究，另外，要培養真正的社會有用型核心人才，研究生院應該為研究生提供廣泛的就業機會。換言之，這種就業機會不局限在學術界，還包括社會的各行各業。國家不能缺少人才，特別執行國家政策更是離不開有志有為的人才。因此，研究生院必須盡快從本科教育的附屬中獨立出來。
我認為，教育財政支出不足并不是阻礙教育改革的真正原因。如果將時間指針撥回到日本財政收入充裕的時代，我們又認真思考過研究生院的本質與使命問題了嗎？在相關政策制定的時候，我們又多大程度認真地討論過？我本人也經常向政府提意見，但都終歸是徒勞。所以最近愈發覺得對不住年輕的后輩們了。也許在不久的將來，日本的優秀學生會大量外流，那時候再亡羊補牢就為時已晚了。
試問教育行政和大學為何如此保守、為何如此背離社會趨勢呢？很顯然，匯聚最優秀年輕人的研究生院制度的建立，其影響不僅僅止于知識的傳授，還關系到現經濟發展、社會保障、國際合作和國家安全，實為關系國家存亡的大事。日本需要進一步完善培養專業人才的研究生院制度，應該根據研究生院的特點在畢業年限、學生與教員的屬性、國際合作及產業界的合作方式等方面最大限度保持靈活性。新制度要超越目前的教育行政中以大學本科為中心的高等教育框架。其他部委也可以根據需要來設立研究生院，這種方式將更有利于優秀年輕科學家的培養。文部科學省依然在用上一個時代的思維方式在指導工作，試圖要推進全領域同步發展。這種做法必然會造成教育財政負擔加劇，最終將無法回避其行政職能的喪失。如果允許大學與民間企業積極開展合作，將有助于減少文部科學省等行政機構的財政經費壓力。
即使在亞洲，日本也可以算得上是制度改革的后進國。全球影響力不斷提高的韓國科學技術院（KAIST）并不歸韓國教育部管轄，而是依據《特別法》的規定由未來創造科學部指導。韓國科學技術院的成功得益于優秀的制度設計以及起用多名在美國有著豐富的科研管理經驗的院長。這里的畢業生中創業人才輩出，在產業界也是大展身手。中國的多數大學歸國務院教育部管理，但是多所“交通大學”以前隸屬于交通部。各個部委的這種根據自身的人才培養需求設立并運營的方式，其有益影響一直延續至今。
除此之外，中國科學院旗下科研院所都設有研究生院；新加坡和香港也有靈活的做法。話題轉到美國，大型航空器發動機制造和深海資源鉆探等大規模工程技術被譽為工業皇冠上的明珠，但是這些專業的研究生院卻面臨著缺少大型實驗設備的窘境，美國產業界對此深感憂慮。從大學的角度出發，如果各個大學都以研究基礎條件薄弱為由將所有業務實用型的研究都交給企業來做，那么一國的國家人才培養將難有持續性。核技術人才培養就是典型案例。社會需要多樣化人才，因此研究生院的教育科研內容的設計也不可千篇一律。
沒有富有創造力的年輕人，就沒有日本的未來，所以必須要有能使年輕人茁壯成長的環境與制度。研究生院存在的意義不僅于學生個人的成長，它還是肩負著公共人才培養機構的社會重任，這已成為世界各國的共識。從研究生院里走出的年輕人們，在5～10年后將會成為社會發展的推動力。但一直以來，日本的行政管理和大學運營考慮的都是如何為教員謀方便，而輕視了對學生教育的支撐。例如減免學費、完善給付型（無需償還）獎學金制度、支付研究和教育助理的酬勞、為學生提供充足的實驗教育經費等。教育行政的長期的不作為和逃避責任的行為，以及大學內部人員極度欠缺的危機意識，是導致日本的研究生院教育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目前，日本的高等教育公共財政支出在世界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中居于最低水平（GDP中的占比為0.8％），然而國民對此卻并不知情。若想達到OECD各國的平均水平（1.4％），日本政府則每年需增加3萬億日元的財政支出，但為何這個問題一直得到解決呢？除了制定明確的方案，在國民的支持下引進“教育目的稅”之外應該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了?！?/span>
研究生院不單單是教育機構，還是開展科學研究實踐的場所。在科研活動中，除了科學家敏銳的靈感和一腔科研熱忱之外，也離不開研究生們在提供專業技術支撐方面所做的貢獻。最近，大學在自然科學領域開展的實驗研究的主要形式是教授擔當科研項目首席（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來制定計劃，并將科研任務分派給數名博士后研究員（Postdoctoral Fellow）和研究生助理研究員（RA：Research AssistantFellow）進行實驗，然后教授總結實驗結果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最后形成論文發表出版。這里的實驗人員往往也是第一個做出重要發現的發現者。
許多論文期刊會要求投稿的論文注明每一位作者在實驗中所負責的任務。這種制度已經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普及。一般來說，作為勞動報酬（傳統的學術體制很少用這個說法，希望讀者作為一般性概念來理解），PI會從研究經費中拿出一部分費用支付給RA來充當他們的生活費（日本的行情約為每年200多萬日元）。另外，那些沒有參加研究，而是幫助教授指導本學科學生實驗等的研究生也會作為教學助理（TA：Teaching Assistant Fellow）拿到相應的報酬。這些研究生同時也是受教育者，他們的學費一般也能通過申請無需償還的給付型獎學金予以抵消。因此，在國外無論是哪國國籍，只要入學考試合格并獲得獎學金資格，研究生們就能通過經濟支援方式來專心攻讀學位。無論國立、公立、私立的大學體制如何，這都是大部分國家的標準模式。
反觀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日本，雖然一直在強調科技立國，但對多數理工類的日本研究生來說日本的求學環境無疑屬于最差的那類。RA或者TA中只有極少數人能拿到合理的報酬，大多數日本研究生都處于世界上少有的貧困環境中。
日本教授掌握著學位授予權，這種以低薪剝削研究生勞動的門徒制度與“黑心企業”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外國人可能對這種不公平甚至是有違勞動法的做法可能無法理解。實際上，由于科學研究是PI和研究生的共同事業，如果科研首席無法持續獲得研究經費，研究生們也不得不中斷其研究。下面是一個很好的加拿大實際案例，為了解決這種科研經費斷檔問題，在加拿大，PI需要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一部分來支付協助研究的研究生們。就申請直接研究費和人工費的科研經費而言，無論在哪個國家其競爭都非常激烈。因此，大學也應該采取適當的補助措施來保障優秀的PI和RA的持續性的科學研究。日本的很多大學有關人士和行政官員應該都親身經歷過或者看過和聽過外國的情況，他們為何要對日本研究生院的這種困頓局面保持沉默呢？
進一步而言，日本國立大學的研究生每年需要交納54萬日元左右的學費，然而大學提供的給付型獎學金的覆蓋面并不大，這給研究生的家庭帶來了很大的經濟壓力，研究生們不得不利用寶貴的時間去打工以維持生計。因此，報考研究生院對那些最優秀的年輕人來說已經完全沒有了吸引力。實際上，日本的研究生數量于2011年達到頂峰，之后一直在減少。日本每100萬人口的研究生學位獲得者數量從一開始就只有德國、英國和美國的40～50％。在主要發達國家中，只有日本的博士學位獲得者數量是呈減少趨勢的。毫無疑問，其背后正是日本沒有為研究生提供充分支援的體制問題。
文部科學省長期以來的懶政行為積重難返，這是近年來日本理工領域低迷不振的主要原因。在自然科學領域的15萬研究生（博士生5萬人，碩士生10萬人）中，有相當數量的學生在從事RA和TA。假設政府每年為每人支付240萬日元，其總額將達到3,600億日元，如果再加上用來抵消學費的給付型獎學金，還需要約800多億日元。這個金額要比日本學術振興會目前提供的科研經費總額2,300億日元高出很多。當然，我們不能將國家縱向科研經費當做唯一的經費來源，研究生院應該根據其自身特點充分發揮其個性化的經營方針，開展多樣化的科研活動回饋社會，因此也必然需要實現資金來源的多樣化，來強化其科研資金籌措能力。
再退一步而言，日本的薪資真實地反映出研究生的能力了嗎？從現在的水平來看恐怕還不夠。包括在促進國內人才流動、國外人才的回流方面，日本在引智工作方面還應該付出更大的努力。
對研究生的經濟支援離不開國民對現狀的理解。在此基礎上，RA和TA提供科研教育方面的“勞動報酬（Fellowship）”，同時還需要為學業優異的學生提供 “獎學金（Scholarship）”，兩者需要分割開來并且雙管齊下。后者具體來說就是大幅減免學費。我希望經濟界不僅與學術界開展聯合研究項目，還能為教育提供支援。
在國家財政和家庭預算都非常緊張的情況下，日本終于就面向大學本科生提供給付型獎學金的問題展開了積極討論，不過我們對于研究生的考量仍然很少。研究生院教育被認為 “外部效果” 微乎其微，但在當今這個全球激烈爭奪人才的知識資本社會，以缺少外部效果為由而對 “肩負未來的寶貴財富” 不予重視將會釀成時代錯誤。培養優秀的研究生，主要受益者與其說是研究生本人，不如說是整個社會。作為維持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我們需要從根本上改變現狀，而不僅僅是小幅度的改善。
什么是理想的大學？
本世紀初，日本的科研活動與美國、歐洲在全球呈三足鼎立的態勢。近年來的日本所獲得的諾貝爾獎就是過去科研活動領先的印證。時至今日，日本的很多研究人員仍然在持續不斷地創造出世界領先的科研成果，同時，年輕科研人員的研究內容之新穎也經常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日本的大學排名和理工類的研究論文指標呈現出明顯的持續低迷走勢。最近10年，在英國教育雜志《泰晤士高等教育》發布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躋身前200名的日本大學由10余所減至2所。即使在亞洲，日本的亮色也在慢慢退卻。在研究論文的被引用次數方面，日本的Top10％論文的排名由之前的第四位降至現在的第十位，已經被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西班牙趕超。然而Top1％論文更是降到了第12位。中國的研究論文被引用次數則僅次于美國，全球排名第二。如果把被引用次數視為論文質量的反映，那么日本在質量和數量兩方面都已經落后了。遺憾的是，這種退步趨勢在所有領域都是普遍存在而且成為了常態。雖然，有人質疑這些量化指標與研究能力之間的關系（后面的專欄中會詳細分析），但從整體來看，日本的國際相對地位毫無疑問是在下降的。
那么，導致日本處于這種劣勢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本來的公共財政支出不足是一個原因，但我認為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日本大學所采用的不同于世界標準的另類教育研究體制。首先，我要承認日本的制度確實有很多優點。但正如《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一書所論述的那樣，世界正在走向扁平化，在這樣的時代里，日本與全球的發展趨勢向背，光憑一直以來的特殊性已經無法維系國際競爭力。日本要想實現科研實力的再度輝煌，則必須改變文部科學省長期以來優柔寡斷的行事風格和大學內部的不合理規矩，堅決徹底地實施改革，除此之外別無他法。
年輕人是創造未來的主力軍，給他們提供足夠的機會是改革的重中之重?；谶@個觀點，我最想強調的一個錯誤行為是，2007年通過的《學校教育法修正案》在日本未得到貫徹執行。在修正案中，國立大學的教授、副教授和助教均享有獨立裁量權，擁有開展教育研究的權利和義務。這是傳統的由教授→助教授（輔助教授事務性工作）→助手組成的垂直整合型講座制向新型獨立協作制的轉型，但直到10多年后的今天，這項法律也幾乎沒有被遵守與貫徹。我經常聽到教授們說：“我讓我的副教授自由開展研究呢”，“我的副教授” 和 “我讓” 等純屬廢話，他們的自由獨立是已經寫進法律條文了的。
設計未來的是新一代科研人員。我擔心，這些年輕研究人員每天疲于被指派的雜務工作，從而無暇去追蹤和全面了解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或者缺少從科技政策中受益的機會。
“以前的做法就是這樣” 的想法是行不通的。50年前我也當過大學教授的助手。按照法律規定，當時的任務是輔助負責講座的教授完成工作。我的工作內容不是講課，而是指導本科學生做實驗、幫助教授完成專業領域的研究以及為研究生提供咨詢。因此，我的英文簡歷上寫的職務名稱為Instructor（指導員）。目前一些領域仍然有助手沿用這個職務名稱，不過理工領域的助教在國外一般稱為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這個稱謂也定義了他們是獨立自主的優秀教育研究人員。
當然了，在研究中個人完全孤立起來是沒有意義的，研究人員需要設定一個比較高的目標并推進合做研究。這樣，大學里的所有人無論什么職位都能獨立成為首席研究員（Principle Investigator, PI），根據自己的想法和意愿靈活組建 “研究團隊”。從定義上來看，首席研究員（PI）必須憑自己的能力籌措研究經費和召集研究合作人員。無法獲得研究經費的科研人員要么參與到校內外其他的首席研究員（PI）的合作項目中，要么專心致力于教育工作。這也是科研人員享有的自由。
另一方面，研究生不是教授的免費勞動力，而應該是所有首席研究員（PI）的有償研究合作者。以往那種定型化的門徒制“研究小組”顯然已經無法迅速適應時代的變化。另外，年輕研究人員具有自主開展的跨學科研究、跨國合作及在產學研合作中活動帶來最好的成果的能力，這點也已經得到證明。關于那些不歸大學管轄，而是根據研究經費簽訂臨時雇傭合同的博士研究員，我們當然也要尊重其自由的思想，盡管在制度上他們要聽從所屬PI的指揮，但是這是建立在他們要協助PI完成科研目標的前提下。
與日本不同，在外國的大學里，僅限于同一所大學、同一個專業學科內的門徒制度框架下的合作研究非常少。據說引領未來發展的千禧一代（目前為25-35歲）的年輕人們尤其喜歡那種適合創造出新價值的對等型、自律型和合作型的組織形式。因此，我們絕對不能阻礙他們的自主性的發揮。
研究生院的各個專業學科，應該在某些共同理念框架開展教育和研究活動的。不過，如果出現了落后于時代的舊制度下的講座制和研究室負責人束縛了年輕教員的自由的現象，這肯定是設置了首席研究員（PI）人數上限所導致的結果。這些研究團隊雖然能維持一定的人數規模，但會明顯壓縮專業整體的教育研究范圍，科研效率也會降低。近年來，日本年輕科研人員承接挑戰的機會有限，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在開拓新領域方面顯得非常低迷。同時，這也是日本在開拓前沿科學和技術方面總是落后的根本原因。例如，在迅猛發展的人工智能（AI）領域，日本的相關論文所占的總體份額僅占2％（期待能與其他領域一樣占到7％），這個數值遠遠落后于美國的57％和歐洲的18％。
毫無疑問，年輕人的不拘一格的創造性思維以及樂于與他人合作的特點，正是創造力的源泉。因此，為了讓年輕人和外國人能夠自主研究并且大展身手，我們必須對研究體制進行徹底的改革。另外，大學必須建立健全的科研支撐體制，保障各級研究人員都能把90％以上的時間用到教育研究上。目前，那些所謂 “雜務工作過于繁忙” 的大學研究人員實在是太多了。
順便說一句，上述內容并不是說所有的研究都要做到自主研究。對于某種類型的面向國家戰略的研究，則需要采用目標管理制，并且必須通過組建一定規模以上的強有力的科研組織，在一定時間內完成既定目標。不過，這種任務型導向型的組織形式并不適合大學，而更適合國立研究開發法人。
每個世界知名大學都有自己獨特的傳統，那些資深教授們秉承著傳承傳統的使命，年輕學者們為大學帶來生機與活力?，F代社會對人們的才能提出綜合要求，我希望日本的大學也能向心懷夢想的考生們展示出各自獨具特色的教育研究方針和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這一切都離不開教授、副教授與助教們的努力，大學必須為他們制定合理的聘用制度和提供優越的教研環境。為避免價值觀單一化，我認為日本的大學需要采取更加積極的對策，“讓年輕學者、女性學者和外國學者的身份由勞動者（labor）變為領導者（leader）”。
每所大學都有各自貫徹始終的理念。校長負責全校教育事務的頂層設計，各個院系的院長和主任在校長的領導下制定中長期的“未來計劃”，并在必要時進行修改調整。同時，在落實推進大學發展理念的前提下推行靈活的人事制度。在大學里，由于具體的教學研究活動均是由各位教員獨立完成，因此人事制度是一所大學未來發展的關鍵。固化的教員組織是無法設計并且實施時代所需的教學和科研的。
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做到僅依靠一國之力就能培養出足夠數量的優秀大學教員。然而幸運的是，全球的研究人員數量達到日本國內的十倍之多。聘用某個領域的教員時，除特殊情況外，最佳人選多是他山之石。
人事錄用工作本身就帶有保密屬性。不過，作為開放的公共機構，無論是人員聘用、晉升還是公開招聘，大學都應該事先明確各個過程的基本原則。首先，人事權的行使應該與候選人的評價相獨立，二者混淆將導致權益沖突。教員的雇主是作為法人的大學，而不是各個院系，更不是某個資深教授。但在日本，大學教員們對此存在嚴重的誤解。另外，日本大學的人事制度過于保守和隱秘，缺乏計劃性和公平性，且給人留下很深的不透明感。
實際上，人事錄用是對專業性要求非常高的工作，現在都是采用人事委員會評審的形式。我希望在人事委員會評審的時候多采用世界標準，并且廣泛地征求意見。我曾多次受邀參加外國大學的教授聘用、晉升及年輕教員聘用評審（目前還沒有接到過來自日本大學的委托）。我的職責僅止于客觀陳述被評審人的科研業績、專業能力、在國際社會上的聲譽以及與在同齡人中的成長前景的比較等。我與相關人員之間沒有利害關系，也不可能承擔責任。聘用標準由大學設定，且是否聘用也只能由大學來做決策。
開展教研人事工作是提升相關研究生院（學院）和專業（學科）等的教育研究質量、實現學科平衡發展、設立與淘汰的方法手段，而不是為了某些教授而設立的制度?？茖W的發展是飛速的，有時又是非連續性的，一個只考慮如何維持現狀的組織同時也意味著退步與老化。聘用年輕教員正是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組織實現“新陳代謝”提供了絕好機會。無論是什么職位，保持研究人員的科研獨立性并實施持續性的評價，將會對改善組織的僵化體制具有重要的影響。
從2007年開始，日本的法律規定教授、副教授和助教都是相對獨立的身份，不存在上下級關系。但在日本傳統的垂直整合型體制中，研究室的“掌門教授”通常會挑選自己容易支配的年輕副教授和助教作為研究室成員。因此與其他國家相比，雖然日本各個研究室的教員數量很多，但整個專業（學科）因缺乏多樣性而很難開拓出新領域。我要強調的是長此以往，積微成著，這也是日本漸漸落后于世界潮流的主要原因。
此外，日本在重要的教授人事任命方面也因循守舊，很多時候評審過程和實際的決策者領導者都不明確。執掌著大學自治權的國立大學校長到底要如何突破“學院自治”的框架，來確保關系到大學存續的人事制度的合理性呢？
大學首先是教育機構，社會對大學的第一要求也是提供優質的教育活動。因此，大學在對每位教員的業績進行評審的同時，還必須對其人品進行評價。當然有些特殊的“研究型教授”，特別是受眾人尊敬的研究人員可以例外。在校長的眼中，大學教員要么應該是實現大學教育目標的過程中“不可替代的存在”，要么應該是順暢的機構運營中“應該感謝的存在”。那些“只考慮個人利益而賴著不走”的教員是大學發展的絆腳石。對教員的評價首先應該從大學的獨立法人的立場出發，不應該受到行政機構事無巨細地一刀切式的盲目指導。大學興衰存續成的關鍵在其與社會需求相呼應的自身意志。
